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戊戌变法

“老佛爷”慈禧,在后人看来莫过于帝国最为阴毒可怕、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了!“女人祸国”,多是人们对她与女皇武则天的评价。即便在她离世后,人们也多不改对她的负面评价,反而日益加深了对慈禧的厌恶,加重了对光绪的同情。但在作者笔下,慈禧并非一个老态龙钟的帝国执政者,而是头脑清醒,执事刚毅,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势和魄力。

慈禧离世的1908年,乃清光绪三十四年。如果将此年份安放在整个动荡不安的晚清历史“大变局”之中,这并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因为,往前八年,是整个华北地区侵扰不安的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,以及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;再往后的三年,是起于武昌并致满清大厦倾覆的辛亥革命。

但是,就是这看似并不起眼的年份,却注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要写下一笔。该年的8月27日,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——《钦定宪法大纲》——诞生了!

《钦定宪法大纲》与其说出自垂死的满清朝廷,毋宁说来自于当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之手。尽管它强调了“大清帝国万世一系,永永尊戴”的旨意,但是它也附着了一个中国版的《权利法案》,规定:“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,所有言论、著作、出版及集会、结社等事,均准其自由。”

问题来了——这个“老妖婆”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要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举动?是良心发现,还是“人之将死,其‘举’也善”,甚或是为了挽救自己日益败坏的名声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?

理性和愤青,是人们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。我知道,在当前的语境中,如何客观地评价慈禧,这是需要勇气的,否则就要被冠以“翻案”的嫌疑。

研究具象的历史人物,要想剥去被后人强加上去的或神圣或卑鄙的外衣,只有将他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,才有讨论的前提和考察的意义。摆脱情感和道德的因素,这是评价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历史人物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慈禧是个复杂的人。恰如李刚所言,慈禧“首先是一个嗜权如命的统治者”和“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”。试想,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斗争中,一个皇族女人不懂政治、不甚精明意味着什么,结果可想而知。慈禧是靠“辛酉政变”、扳倒了顾命八大臣起家的。当政期间(1860-1908),虽然后期还政光绪,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晚清决策的核心人物。

在其执政时期,面临内忧外患,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,满汉一家。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,历史学者很少提到慈禧,但这项近代化运动无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,因为在集权体制下,没有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支持和理解,革新措施无从谈起。

可以说,没有慈禧,就没有洋务运动,当成定论。戊戌维新呢,说她是杀害“戊戌六君子”的“刽子手”,确是事实,但说慈禧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变革,完全是带着“有色眼镜”说话。光绪下诏废八股时,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。他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。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,初五就得到批准。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。维新导致百日夭折的结果在于维新党人的急躁冒进,逼迫慈禧走向了对立面而已。

晚清新政十年,从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1901年算起。一年前的1900年,慈禧纵容义和团导致京城“人头滚滚,尸积如丘”的惨状,确实是其一生“罪不容诛”的证据之一。用义和团来排外,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。

她轻信了刚毅等人的胡言乱语,也有逞“灭杀洋人嚣张之气”的一时之勇,但就此说她仅有“妇人之见”恐非事实。

但随着“法术不破金身”等“谎言”的破灭,慈禧清醒了过来,义和团很快也从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的“义民”回归为“妖言惑众”的“拳匪”,成了八国联军与清军的共同敌人,身份转变之快,外界始料未及。第二年的1月7日,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,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。

慈禧在“西狩”之中就已经反思自己的行为了。是被打怕了,还是幡然醒悟了,史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。总之,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,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,其中的许多措施,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,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。例如:

1900年12月,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《变法诏书》:“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,无一成不变之治法……总之,法令不更,锢习不破,欲求振作,当议更张。”其改革内容为“参酌中西要政,举凡朝章国政,吏治民生,学校科举,军政财政,当因当革,当省当并,或取诸人,或求诸己,如何而国势始兴,如何而人才始出,如何而度支始裕,如何而武备始修”。

并说“误国家者在一私字,困天下者在一例字”,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。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,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。

1901年7月,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,班列六部之前。12月,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,禁止妇女缠足。1905年9月,清朝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。12月,下达“考察政治谕”,派载泽、端方等五大臣“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”。

1906年9月,慈禧发布立宪诏书,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义的决定。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,似乎有些出人意料,但此举在慈禧看来,可使君权永固。

1907年8月,宣布筹备在中央设资政院,各省设谘议局。1908年8月,《钦定宪法大纲》颁布。

可见,帝国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,内容包括教育、经济、法制、军事、政体等诸多领域,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康梁的戊戌维新……只是,历史给慈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在这个宪法大纲颁布的两个月后,光绪和74岁的慈禧相继死去。

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:“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,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,保住权力的真诚。”经过历次战争洗礼、列强的欺凌、沸腾的民怨、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,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,但问题是,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?

原因有二。其一,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,政权出现真空化。慈禧突然死亡后,“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”,“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。”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“有书有富贵,无事小神仙”,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,也是他性格的写照。

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:“遇争优柔寡断”,“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,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,应付事变,则决难胜任”。就是这个载沣,唯恐大权旁落,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,将他排斥出去,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。殊不知,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,并不能效忠帝国,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,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。

其二,改革过于激进。用通俗的话说,就是步伐“太猛”。因为受局势的刺激,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官僚,他们的立宪主张变得陡然激进起来,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在日俄战争后,清帝国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,接着又颁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,确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,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,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九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,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。然而,排满主义的革命派已经连9年也等不及了。

总之,当权力出现真空之际,一个小小的“保路”竟然升级为政治冲突,最终酿成了民变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。激进与真空,使“保路”成了压断帝国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新政的失败只是告诉人们一个“不改革则死,改革迟亦亡”的道理。

来源:www.ilishi.com

标签:慈禧

残暴睡王:耶律璟为什么喜欢杀
揭秘:元朝灭亡后为何还有第三
北京公布路县古城考古发现
第一美女另有其人古代美女原型
汉语中上帝一词真正所指是哪位
唐朝一太监,当着皇帝的面杀皇
唐朝曾派使者从海路出使大食
宋太宗赵广义究竟有没有谋杀赵
《红楼梦》最知人知面不知心的
以禁烟闻名林则徐为何晚年赞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