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溪太后是如何通过辛酉政变获得政权的

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,于咸丰十年(1860)八月八日北逃热河(今承德市)。路上且走且停,走了8天,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。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,加之京城失守,北逃热河,心情更加郁闷。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,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,病情愈来愈重。

不到一年,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(1861年8月22日),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,撒手人寰。

七月十七日,颁布咸丰帝遗诏。遗诏进一步强调了皇位的嬗递与大臣的辅弼,都是咸丰帝钦定的,是合法的。七月十八日,内阁奉上谕,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。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,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。

咸丰十一年(1861)九月三十日,两宫皇太后回銮,到达京郊石槽,立即"召见恭王",发动政变。

从咸丰帝病逝,到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,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。因为政变发生在辛酉年,故称辛酉政变。辛酉政变是一个成功的大政变。政变之后,两宫皇太后,尤其是慈禧实现了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垂帘听政。

这次惊心动魄的大政变,清朝正史,如《清实录》《清史稿》等,都语焉不详。好在发现了《热河密札》等关于辛酉政变的第一手史料,才使此次政变的内幕大白于天下。这次政变的起因是什么,政变是如何谋划的,政变的运作过程如何,政变是怎样发动的,等等。这些历史的谜案,等待史家合理地解说。

一 巧妙地躲过了钩弋之祸

在热河行在,面对多病的咸丰帝,最焦躁的是懿贵妃。她不满咸丰帝的近臣肃顺们在热河的所作所为。

肃顺(1816-1861),字雨亭,豫庭。满洲镶蓝旗人,爱新觉罗氏,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。道光十六年(1836)授三等辅国将军,委散秩大臣。后任前引大臣、署銮仪卫銮仪使,奉宸苑卿。官职低微,不为所重。

咸丰初年,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,升迁宗人府宗正,领侍卫内大臣,遂荐举肃顺"入内廷供奉",从此发迹。擢内阁学士,兼蒙古副都统、护军统领、銮仪使。肃顺"善于迎合上旨",常常和咸丰帝谈论天下大事,"言无不尽",表现出机敏多谋、敢于任事的才能,得到咸丰帝的赏识。

咸丰四年(1854),授御前侍卫,迁工部左侍郎,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,礼部左侍郎。咸丰七年(1857),历署正红旗汉军都统、兵部尚书、理藩院尚书,充阅卷大臣,赐紫禁城骑马。八年(1858),调任礼部尚书,户部尚书。九年(1859),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,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。十年(1860),授御前大臣,署领侍卫内大臣、内务府大臣,命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

肃顺逐渐成为清廷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。

户部尚书肃顺、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等三大臣,把持朝政,颐指气使,引起关心政坛的懿贵妃的不满。肃顺也发现懿贵妃不是一盏省油的灯,也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懿贵妃的担心,而引起咸丰帝的警惕,由此产生了要对懿贵妃行使钩弋故事的冲动想法。

懿贵妃面临着一场生死较量。

所谓钩弋故事,就是汉武帝幽闭钩弋夫人的事。钩弋夫人,汉代河间人,姓赵,汉武帝的妃子,封婕妤,史称赵婕妤。因居住在钩弋宫,被称为钩弋夫人。钩弋夫人因生子颇受宠爱,汉武帝欲将其子立为太子,然而害怕将来主少母壮,母后干预朝政,因此借故将她幽禁,后来忧死于云阳宫。汉武帝立她的儿子为太子,就是后来的汉昭帝。钩弋故事的中心意思是杀母而留其子。

据说,咸丰帝曾想对懿贵妃实行钩弋故事。《清稗类钞》载:

(懿贵妃)有机智,遇事辄先意承旨,深嬖之。未几,生穆宗(同治帝),进封为妃。迨贵,渐怙宠而肆骄,久之,不能制。适粤寇(太平天国起义)难发,文宗(咸丰帝)忧勤国是,丛脞万端,乃得以弄权宫掖。文宗浸知之,渐恶其为人。肃顺者,才略声华为宗室冠,文宗素倚重之。孝钦(懿贵妃)知文宗且疏己,隐冀得肃以自援,而肃则以谂知后之往事,良轻后(懿贵妃),后因是衔肃。

一日,文宗于宫沼为春日泛舟之戏,后(懿贵妃)自陈寓南方久,习操舟技,乃亲理篙楫以侍。讵文宗立未定,而后篙遽下舟为之侧,文宗颠堕水,创其足,文宗乃深憾后。会又有间后者,以那拉将覆满洲诅咒之说进。文宗乃拟致之死,尝谓肃曰:"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,卿谓何如?"肃(肃顺)禁齘,不敢置一词。后(懿贵妃)闻之,愈衔肃(肃顺)。

这一段写了四层意思:

第一层,是说咸丰帝由宠爱到厌恶懿贵妃的原因,主要是因她"弄权宫掖"。

第二层,是说懿贵妃想笼络肃顺,但肃顺很轻视她,于是他们之间结下了冤仇。

第三层,是说咸丰帝因懿贵妃操舟落水而怀恨在心,并蒙生效钩弋故事的想法。

第四层,是说咸丰帝把此想法同肃顺商量,肃顺十分恐惧,不敢多说一句话,以免贾祸。但是,此事传到懿贵妃的耳朵里,懿贵妃因而更加仇恨肃顺了。

懿贵妃虽然大难当头,但咸丰帝心中不忍,终于没有出此一策。乖觉的懿贵妃巧妙地躲过了人生一劫。

二 幸运地得到了上方印鉴

咸丰帝在弥留之际,看到留下的孤儿寡母,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,就特别赐给了孝贞皇后和幼子载淳各一方印鉴,幼子的印鉴归懿贵妃掌管。这两方印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

31岁的咸丰帝,由于不加节制,病情愈益加重了。一年间,诸病缠身,每况愈下,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。他思忖着,皇后慈安方25岁,懿贵妃仅27岁,皇子才6岁。如他一旦离去,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。咸丰帝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,以使皇权不致旁落。

结合历史经验,经过苦思冥想,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。

咸丰帝追溯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,只有6岁的顺治帝福临和8岁的康熙帝玄烨。他总结历史教训,感到顾问班子二人不行,太少。52岁的皇太极无疾而终后,其第九子6岁的福临即位,辅政大臣为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。后来,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,攫取了皇权。这就是说,二人不行,太少,如其中一人图谋不轨,排挤另一人,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。

那么,四人行不行呢?也不行。24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,8岁的玄烨登基。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。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前车之鉴,第一不敢用同姓王,第二不敢用叔辈王,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为辅政大臣,参与辅政。但经三下五除二,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。只是后来工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,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,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,才使皇权归一。可见,四人也是不行的。

鉴于此,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八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,以使他们互相牵制,免得大权旁落。顾命大臣如此之多,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。

于是,他在临死前口授遗嘱,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"赞襄政务"。

咸丰十一年(1861)七月十六日,病危的咸丰帝发下两道谕旨。

第一道谕旨:"奉朱谕:皇长子御名(载淳),著立为皇太子。特谕。"

这是以备载淳将来继承皇位。

第二道谕旨:"奉朱笔:皇长子御名(载淳)现立为皇太子,著派载垣、端华、景寿、肃顺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,尽心辅弼,赞襄一切政务。特谕。"

顾命八大臣是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户部尚书肃顺、御前大臣景寿、军机大臣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。他们的实际首领是户部尚书肃顺。由他们"尽心辅弼,赞襄一切政务"。

只是如此,咸丰帝感到仍不可靠,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以特别的权力,也使她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保,并借以保护皇子。

因此,赐给皇后一方"御赏"印;赐给小皇帝一方"同道堂"印,此印由懿贵妃掌管。并申明,凡谕旨,起首处盖"御赏"印,即印起;结尾处盖"同道堂"印,即印讫。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,谕旨方才生效。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,它是皇权的象征。

《热河密札》第十二札记道:"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,母后用御赏印,印起;上(皇帝)用同道堂印,印讫。凡应用朱笔者,用此代之,述旨亦均用之,以杜弊端。"皇帝刚死,停棺待葬,叫大行皇帝,也叫大行。《清后外传》记道:"文宗临崩,以印章二赐孝贞后及帝。后曰御赏,帝曰同道堂。凡发谕旨,分钤起讫处。""同道堂印后由孝钦后(慈禧)执用,想因穆宗(同治帝)年幼,故孝钦代钤。母后圣母,两宫分负其责焉"。

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意的。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,而不是一二位,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倾斜于一二人之手,造成王大臣大权独揽的局面。因为人多,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。这是一方面;另一方面,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,又赏给了皇后和幼帝两方印,代替朱笔,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。这就授予了皇太后与幼帝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。

实践证明,这两方印鉴起到了遏制顾命八大臣权力的重要作用。机关算尽:一代奸雄汪精卫之死真正内幕曝光

汪精卫早年中枪之后留在脊椎骨的子弹一直未能取出,在1943年11月旧病复发,赶赴日本治疗。初见疗效后,回到上海住进虹桥医院。此事被蒋介石得知,蒋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。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,买通医生、护士,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,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(据说是玻璃粉)。到了同年10 月,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。

1939年,汪精卫发表演讲

汪精卫乃一代奸雄,对于他的死因,“正史”说他病死在日本,其实那是一场假戏。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,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,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,乘虚而入,命令戴笠下手暗杀。

汪逆遇刺,弹留后脊

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,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,几乎丧生,名声远播国内外。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,曾成立“国民党改组派”反蒋。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,蒋主军,汪主政,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,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。

汪精卫与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在一起

1935年11月1日,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。清晨,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“谒陵”,九时,返回中央党部开会,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。

按照惯例,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,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,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。那一天,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,把“默念总理遗嘱”这一项给遗漏了,唱完国歌以后,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。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,走上台去,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。说话结结巴巴,台下秩序顿时大乱。

开幕式结束,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。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,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。汪精卫亲自去请,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,竟直言“今天秩序太乱,恐怕要出事”,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。

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,心中有气,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,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。

照完了相,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,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,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:击中汪精卫的左颊、左臂和后背脊柱骨。

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

现场顿时大乱,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,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,丑态百出。张学良眼明脚快,飞起一腿,踢掉了刺客的手枪,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。

蒋、汪不和,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。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,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,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。枪声响后,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,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,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,大哭着质问蒋介石:“蒋先生,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,何必下此毒手?”蒋介石十分尴尬,但也无法分辩。事后详查,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。

其实,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,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。好在凶手已经逮住,经过调查审讯,供认不讳:刺客叫孙凤鸣,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,只因不满蒋、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,早在1934年1月,就在“暗杀大王”王亚樵的领导下,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,组织了一个暗杀团。

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,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,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。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,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。他们原来的计划,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,刺杀蒋介石,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,预料到要出事,不肯参加照相。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。也许是蒋介石 “命不该绝”吧。

刺汪事件发生以后,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,十多人被杀害,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。

经抢救,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,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,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,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,经不起大手术;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,一时间无法取出。医生认为:只要注意保养,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,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

从此,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,时时发炎,引起阵痛。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,可惜他不听,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。

大汉奸汪精卫和侵华日军

争权夺利,蒋汪分裂

蒋汪不和,由来已久,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,不过不是1935年的“蒋汪合作”时期,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“蒋汪公开分裂”时期。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,多次对汪精卫下手,没有想到的是:这只狡猾的老狐狸,面对着枪口,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。

1932年春,蒋汪终于合流。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,提出“一面抵抗、一面交涉”的对日方针,主张中日发生冲突,中国应该在“尽可能范围内,极力忍耐,极力让步。表示我们无意开衅”。在这种思想主导下,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《淞沪休战协定》、《塘沽协定》、《何梅协定》等,大肆出卖中国主权。

蒋介石

1938年7月,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,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。12月19日,汪精卫率陈璧君、曾仲鸣、周佛海、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,飞抵越南河内。十天后,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“艳电”,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“和谈”。第二天,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。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,1939年元旦,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。

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,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。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,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、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。组员王鲁翘,是戴笠的贴身警卫,也是一名职业杀手。组员余乐醒,是军统元老,而且能讲法语,去河内十分适合。此外,岑家焯、魏春风、余鉴声、张逢义、唐英杰、郑邦国、陈布云等人,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,加上陈恭澍,共十八人,被称为“十八罗汉”。

陈恭澍亲自侦察,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——高朗街27号。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。陈恭澍经过考察,见后门的道路复杂,巷道纵横,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。

这时候,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,从不外出。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,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。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,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,结果无功而返。3月19日,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:“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。”

第二天上午9时,陈恭澍得到消息,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,似乎要外出,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。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,乘坐两辆轿车,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。由于天气晴朗,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,除了汪精卫、陈璧君和曾仲鸣外,其余的人都不认识。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,加快了车速。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,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,由于遇到红灯,塞车严重,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,回到了原住处。

第三天,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,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: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;好像在争吵。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。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,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。

两次机会错过,陈恭澍非常恼火。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。21日夜间11时40分,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,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,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。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。警探终于放行了。

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。对行动作了分工:自己留守车上,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,王鲁翘、余鉴声、郑邦国、唐英杰越墙而入。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,随后四人飞身上楼。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,对他们说:“不许动,谁动就打死谁!”

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,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王鲁翘冲上三楼,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,却怎么也撞不开。显然,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。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,把房门劈了个洞,但门还是没打开。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,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,就对准男的开枪。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,因无法进入房间,所以没有验明正身,就撤离了。

第二天凌晨。内线传来情报说:汪精卫安然无恙,打死的是曾仲鸣。

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,原因是情报不准确,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。汪精卫十分狡猾,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,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。暗杀汪精卫失败,蒋介石很不满意。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,但都没有成功。

3月25日晚,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“芳·福林哈芬”号,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“北光丸”上,在5月6日抵达上海。同月,汪精卫赴东京,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,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。年底,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。1940年3月30日,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。

戴笠的暗杀团阵容坚强,决心也大。而且多次出手,居然没有要了汪精卫的命,只能说是“命也,数也”!

来源:www.ilishi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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